丹麦与瑞典抗疫策略不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精英专家的政府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北欧五国基本可以算是同一个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地广人稀,高福利社会,男女平等,世界幸福感排名领先,崇尚环保,喜欢黑白灰简约风。然而,同为北欧国家的丹麦和瑞典在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上差别却可谓是白天和黑夜。

丹麦在疫情早期就封锁了社会,颁布了各种禁令,违反者需要支付高额的罚款(执法必严:丹麦警方首次罚款拒绝戴口罩男子)。甚至因为在水貂中发现了一个可能影响疫苗效果的变种就下令处死了全境上千万只水貂(疫情专题:丹麦在养殖水貂中发现变异病毒可能致疫苗失效)。

而瑞典却几乎没有颁布任何的禁令,只颁布各种的防疫建议。这是因为瑞典人从文化上比丹麦人更热爱自由?还是因为瑞典人的素质比丹麦人更高更信任政府,不需要强制措施就能很好地遵守政府的建议?

在去年1月底北欧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后(北欧确诊两名新冠病例,芬兰一例瑞典一例),丹麦的卫生委员会的专家和瑞典公共卫生局的专家对新冠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新冠在北欧流行的几率是很低的,并不会对北欧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接下来丹麦和瑞典的抗疫政策就开始发生分歧了。2月27号丹麦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人。丹麦政府在当天就宣布新冠是“对社会危害很大的、传染性很强的、死亡率也很高的疾病”,并同时要求所以去过疫区的旅行者回丹麦之后无论是否有症状都需要自我隔离2个星期。而瑞典的建议一直是去过疫区的旅行者回到瑞典之后如果没有症状就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检测(瑞典人麦克欲从武汉回国,但瑞典防疫部门并不理会瑞)。

在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3月份初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之后(疫情专题:WHO宣布新冠世界大流行,各国推出应对举措),丹麦总理Mette Fredriksen立刻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关闭学校,在家工作,超过100人不许集会,在数日之后宣布关闭边境,成为欧洲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关闭边境的国家。

当丹麦禁取消了歌曲大奖赛和数个大型足球赛的现场观众席的时候,瑞典坚持举办了有3万现场观众的歌曲大奖赛,而且威胁不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会根据义务教育法被罚款。在公共卫生局的建议下,瑞典禁止了500人以上的公共集会,但是不包括公司,学校以及私人集会。首相勒文在电视上发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强调抗疫是每个人的责任(来稿选登:瑞典首相列文演讲全文解析(附解析与对比))。

在不同的抗疫政策之下,瑞典去年第一波疫情中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丹麦。到去年7月底瑞典第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瑞典因新冠死亡人数为5719人,每十万人口死亡56人,死亡人数世界领先。而丹麦的第一波疫情大概在5月底就结束了,至7月底,丹麦因新冠死亡人数为615人,每十万人口死亡11人,比瑞典低了5倍不止。下图为北欧模式热心网友做的丹麦和瑞典在第一波疫情中超额死亡的人数对比(来稿选登:躺倒式瑞典抗疫失败了吗之丹麦番外篇)。

在一波疫情结束之后,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人称“安国师”的Anders Tegnell很自信地认为瑞典经历了第一波疫情之后已经建立起了“群体免疫”,将不再会发生第二波疫情了,而其他那些在第一波疫情中死亡人数少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追赶上瑞典的死亡人数。然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瑞典第二波疫情依然比邻国严重(经历群体免疫之后,瑞典的第二波疫情依然比北欧邻居严重)。现在在经历了三波疫情之后,瑞典的超额死亡人数为10210人,每10万人口98人,而丹麦的超额死亡人数为440人,每10万人口7人。两国的死亡人数的差距依然很大。

丹麦议会最近公布了一份丹麦政府在2020年的抗疫工作的总结分析。瑞典哥德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Johannes Lindvall也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报道显示,丹麦和瑞典的抗疫政策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丹麦从一开始就认为抗疫政策应该是由民选的政客制定的,而瑞典认为抗疫政策应该是由专家制定的。丹麦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新冠作为一种全新的病毒在科学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认识到了抗疫政策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

Johannes Lindvall教授表示这个区别可能是由丹麦和瑞典不同的体制。他说:“瑞典2014年合并了公共卫生局和传染病防治局,因此只有一个国家机构对新冠的防治问题发表专业意见。而丹麦至少有四个专业机构,卫生委员会、医药管理局、医疗安全局和国家血清研究所,都在疫情之中给政府提专业的建议。这让丹麦政府从刚一开始就发现在防疫问题上专家的意见并不是统一的,需要政府的介入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冲突。”

(注:小编其实并不同意这个解释。瑞典不仅有公共卫生局,还有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医生协会、省市政府联盟等都可以给政府提专业的建议。疫情期间很多的流行病学专家和医学专家都通过传统媒体或者自媒体发声来挑战公共卫生局的安国师,但是瑞典政府一直选择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安国师。)

Johannes Lindvall教授指出另外一个原因是瑞典从传统上就一直强调国家机构(瑞典语:myndighet)的独立性。这与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院的教授Li Bennich-Björkman的看法相同。她曾经说过:“瑞典在责任划分方面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而在新冠疫情面前,这条界线表现得尤为突出。通常政府会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尊重专家和国家机构的独立性。这种分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对于瑞典人来说,保证公务员不会受到政治压力的胁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个理念被执行得很好,瑞典几乎没有腐败。”(瑞典疫情爆发是否为体制问题?谁该为瑞典的抗疫政策负责)

如今,在全世界为第四波疫情的到来做准备的时候,丹麦政府率先宣布从9月10日起取消因为新冠疫情而设置的种种限制,不再认为新冠是“危害社会的传染病”(从9月10日起丹麦将不再认为新冠是“危害社会的传染病”!)。

丹麦Venstre党的Jakob Ellemann-Jensen说:“我们看到从去年新冠疫情开始,丹麦的癌症确诊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再得癌症了,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得到医疗服务因此没有得到确诊。” 他强调政府应该尊重专家,但同时表示决定封锁或者开放社会的责任在民选的政客。

Konservative党的Søren Pape Poulsen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丹麦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是精英专家的政府。所以我们现在也必须负起责任来,让社会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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